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边界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的是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

　　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走着，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

　　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见，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

　　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兰兵首先开了口，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讲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请扔盒火柴过来。”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心里想：“看来这位‘先生’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不，谢谢，为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监狱。”

　　红军战士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最后通牒”。他想：“是啊，真不假，把这个东西给他可真不行。”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朝一个方向走着。在这空旷无人的原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马的脚步又轻快又平稳。黑公马的鼻孔周围挂上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迈着步子，不时把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只是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另一个人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的一营人就在这七十公里的防区内站岗放哨。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松软的雪地上，没有蹄印，也没有人迹。这两个骑马的人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以外，又是一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勒紧了马缰绳。保尔也拨转马头，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来去的踪迹。这只小兽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很难弄明白，但是营长勒住马要察看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这里有人走过。这个人没有故布疑阵，他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又策马前进，循着脚印走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嘴里咕哝着。“这回又是穿过三排的防区，可是他们早晨的报告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现在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有两个人正朝骑马的人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就跑了起来，很快到了那个人跟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儿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战士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在一旁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可就是少校军衔)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彼此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刹那间，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可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下。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特别留神。”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您尽量少跟他们并排走。”

　　当两匹马在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营长说：“在边境上随时都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要后悔。干我们这一行不能睡大觉。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一到夜里，就要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负责的地段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更困难。无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到谁家办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边界，聚在一起。这有什么难的——两边的房子才隔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ァW咚降氖乱彩敲獠涣说摹5比唬舛际切∈虑椤R簿褪且桓隼咸磐低荡戳狡克氖炔枷懵毒普庖焕嗟氖拢且灿胁簧俅笞咚椒福堑淖时竞凸婺J呛艽蟮摹D阒啦既硕几尚┦裁绰穑克窃诳拷呓绲乃写遄永锒伎枇税倩跎痰辏耗阋蚴裁矗τ芯∮小

　　显然，这些商店决不是给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蛮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是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从前是指定准许犹太人居住的。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市场中心是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粪便。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在犹太人聚居的地区，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

　　这座破旧的建筑物，如今已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每到礼拜六，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是光景毕竟不如从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来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不妙，因为甚至在这个穷乡僻壤，青年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没有“破戒”，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连想一想都怪恶心的!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气得祭司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这也叫祭司老大不高兴。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越闹越凶，一天比一天让人不痛快。昨天，他看见神甫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块牌子决不是什么好兆头。祭司边走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到了他的教堂跟前，没想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上面写着：今日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哼，真的干起来啦!”

　　神甫家的大花园从两面合抱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荡荡的房间里散发着霉味，从前神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彼此早就嫌弃了。新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空虚寂寞就一扫而光。那间大客厅，虔诚的主人过去只是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经常挤得满满的。神甫的府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进前门往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在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他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以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为奥库涅夫结婚举行庆祝晚会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是想起来就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房子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才也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现在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异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炉子烧得很旺。保尔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情。八月间，铁路工厂团委委派他为团组织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毁坏的车辆。他们还经过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段路线。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猖獗的地方，到处都有破坏和劫掠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贮水箱。保尔是个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活，但是他亲手用扳手拧紧的锈螺丝帽就不止上千个。

　　秋末冬初，列车把他们送回了工厂，大家欢迎这一百五十人返回车间……

　　在安娜房间里又常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还时常可以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到他讲过去的斗争故事了。他讲敢于造反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讲斯捷潘·拉辛[拉辛(1671年卒)，1667—1671年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译者]和布加乔夫[布加乔夫(约1742—1775)，1773—1775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领袖。——译者]的起义。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出人意外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他却斩钉截铁地宣布：“我决不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开头有人说，习惯比人厉害，养成了就改不掉，抽烟就是个例子。这话引起了争论。保尔并没有参加争论，可是塔莉亚硬把他卷进来，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能让习惯支配人。不然的话，岂不要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吗?”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唱高调。要是戳穿他的牛皮，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他知不知道抽烟没什么好处?也知道。那就戒掉吧——又没那么大能耐。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会上‘宣传文明’呢。”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改变了腔调，冷嘲热讽地问：“让他回答大家，他还骂不骂人?

　　凡是认识柯察金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骂起来实在厉害。真是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哪。”

　　接着是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这种挖苦人的腔调使大家很不愉快。保尔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嘴上慢慢拿下烟卷，揉碎了，然后轻声说：“我决不再抽烟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主要是为我自己，也多少是为了茨韦塔耶夫。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毫无价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这个可耻的毛病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很少听见我骂人了。话是容易脱口就说出来的，比不得抽烟，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这个毛病不会再犯了。但是我一定要把骂人的缺点也彻底克服掉。”

　　入冬以前流放下来的大量木排壅塞在河里。秋水泛滥，有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河水往下漂去，眼看这些木头就要损失掉。于是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共青团员去抢救这批珍贵的木材。

　　保尔当时正患重感冒，他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竭力瞒着同志们去参加劳动。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湿诱发了潜伏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他发高烧了。一连两个星期，急性风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他从医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了。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让他退职，并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生气地拒绝领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母亲曾经多次来信叫他回家去看看，现在他想起了老太太，想起了她在送别时说的话：“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会领来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一份是共青团的，一份是党的，卷在一起。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到母亲那里去了。一连两个星期，母亲又用草药熏，又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以后，他走路已经不用手杖了。他内心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为黎明。

　　列车把他送到了省城。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到省军务部，由军务部分配他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把分散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这个新区建立团组织。瞧，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的。

　　外面很热。一支樱桃树枝从敞开的窗户外窥视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执委会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照得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闪闪发亮。窗前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活泼地找寻食物，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葱绿色，毛茸茸的，十分可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刚接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把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停住不动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岁，这一点，党内外同志都不知道。他魁梧，有力，为人严肃，有时候甚至很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的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深棕色的眼睛锐利而严峻，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见过世面的”灰军装，左胸口袋上戴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旋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

　　可是有一年的一个秋夜，利西岑这个一直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从此就投身到大风暴中来了。

　　革命和党不断地把他投入一场又一场火热的斗争。这个图拉的军械匠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战火和炮声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利西岑调到这个边境地区工作，生活过得很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综合报告，而现在这份急电使他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电文很简略，是这样的：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发现波兰频繁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似拟骚扰边境地区。

　　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款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利西岑可以看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

　　“坐下吧，咱们谈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执委会主席没有接见别的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管她叫小阿妞。这个小姑娘平时总是羞答答的，严肃得跟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但是一遇见保尔，就亲切地微笑着。这一回，她也是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了握手，一面把一绺短发从前额上甩开。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等他回去吃午饭，等了好一会儿了。”妞拉说。

　　“小阿妞，去找他吧，屋里就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大车套着肥壮的马匹，到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低声地交谈着。从财务科搬出来几只封口的麻袋，装上了车。几分钟后，公路上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保尔带领一队人在大车周围护卫。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是森林)的专区中心，把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几天以后，有一个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困惑不解地盯着这个骑兵和他那匹跑得满身是汗的马。

　　到了执委会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来，他一只手扶着军刀，踏着笨重的马靴，咚咚地跑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接过他送来的公文，拆开来，在封袋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没容马缓口气，又跃上马鞍，立即沿原路跑回去了。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是镇上的小市民嗅觉挺灵敏。当地的小商贩，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两个是要搞点走私活动的，常干这种行当，使他们凭着本能就能预测到危险的临近。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忙忙向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扎起了武装带，别上了转轮手——这可就不妙了。

　　过了几分钟，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奔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羊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的毛瑟枪，骑马跑了过去。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广场，还是偏僻的小巷，一下子全都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也看不见了。转眼间，小铺的门都挂上了中世纪的大锁，护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那些无所畏惧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找东西吃。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下了埋伏。再往前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出去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很简短：昨夜骑匪一股约百余人，携轻机枪两挺，经交锋后，于波杜布齐地区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于斯拉武塔林区消失。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预先告知，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一小时以后，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一公里是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小心地走近了，但是并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青年战士，做侦察工作还是个新手。园子里的人一下跳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他看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简短交谈，他又拨转马头，迎着行进中的骑兵队伍跑去。岗哨把红军哥萨克骑兵队放过去，又重新在那几个园子里埋伏下来。

　　几个动荡不安的日子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企图进行破坏活动，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逃出国境线。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才十九个人，他们正加紧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刚刚组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带是边境地区，他们时刻都得保持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部队里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使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白天，保尔一跳下马，就走向办公桌;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又要去俱乐部，又要去学校，还得参加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骑上马，挎上毛瑟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监听越境走私的马车的辘辘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是妇女部长，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拉兹瓦利欣是个挺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年轻而早熟”，喜欢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的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路易·布斯纳(1847—1910)，法国作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译者]的作品。他原来在一个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大约四个月以前才加入共青团，可是他在其他团员面前却总爱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子。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派，专区党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把他派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升到了顶空。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被暑气占领了，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狗也趴到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懒洋洋地直打盹。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水洼中，把身子埋在污泥里，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手搭凉棚，微笑着说：“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给上第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保尔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凄厉的号叫。只有村子里失火的时候，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保尔使劲一拉缰绳，马立刻转过身来。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当中，拦住了她。附近各家也都有人跑到门口来，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婆。年轻力壮的都下地了。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保尔驱马走到这些人跟前的时候，又有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围着这个妇女，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法听懂。她只顾不住声地喊：“打死人啦!拿刀拼命啦!”这时，有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一只手提着粗布裤子，笨拙地跳着跑过来，逼住那年轻女人：“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哪儿打起来了?为的是啥呀?

　　别吱哇乱叫啦!呸，真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呀!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是灾难临头了。街上立即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们也都愤怒地喊起来。这消息像警钟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村庄，传到了每个院子里：“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哪!”凡是走得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朝村外正在血战的田地里跑去。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马，马立刻飞跑起来。黑马被他的喊声催促着，赶过了奔跑的人群，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它把耳朵紧贴在头上，四脚腾空，越跑越快。高冈上有一座风车，向四面张开它的翅膀，好像是伸出手来要挡住他的去路。风车右方，高冈下面的河旁，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随着山坡起伏的麦田。风从成熟的黑麦上面掠过，他用手抚摩它一样。路旁的罂粟开着鲜艳的红花。这里静悄悄的，热得难以忍受。只是从远处，从高冈下面，从那条好像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里，传来了喊叫声。

　　马朝高冈下面的草地疯狂地飞奔过去。“马脚只要绊一下，我和它准得完蛋。”保尔脑子里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但是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好紧贴着马脖子，听任风在耳边呼呼响。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人正在这里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马的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芟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晒得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他，想把他一下子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闯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冲开。没容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催着马，横冲直撞，朝野兽一般的人们冲过去;他觉得要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群，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他狂怒地大喊：“散开，你们这些野兽!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一扑，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逃走了。保尔就这样一面狂怒地驱马在草地上奔驰，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是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恶狠狠的凶神和他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见证人，但是始终没有查出祸首来。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竭力向站在他面前的愁眉苦脸的农民说明，他们这场械斗是野蛮的和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全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每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之后，丈量队走遍了刈草场，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钉上了木桩。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因为天热，又走了许多路，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丈量土地，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像个什么样子!拐来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说那些耕地，一块地也就三步宽，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简直会把你气疯了。就是这么小块的地，还在一年一年地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又分成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地就全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现在就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温厚地看了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您知道，那个社会还远着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别情况，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在继续丈量土地。两个小伙子钉木桩。原先的地界还勉强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只剩下露在草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几根烂木头了。刈草场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瞪眼监视着，一定要把木桩钉在原先的那个地界上。

　　赶车的是个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坐在车上的人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也搞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没这玩意儿。这些事看样子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吧?她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全都鼓动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刮子，这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早先，她们只好揉揉脸，不敢吭声。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早吵翻了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她本来是个不爱吱声的女人，现在也当上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吧。

　　全村都来找她。开头，我真想拿马缰绳抽她一顿，后来一想，我才不管她呢。让她们见鬼去吧!让她们瞎吵吵去吧!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口子倒是个好样的。”

　　赶车的搔了搔从麻布衬衫领口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怎么，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赶车的。

　　赶车的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滑稽戏，要是演得真好，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我们起先以为孩子们准是胡闹，可是正好相反。听人说，像喝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反对上帝，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办不到，老年人为了这个都斜着眼睛看这些团员，对他们挺不满意。别的还有啥呢?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光要那些啥也没有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也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也不要。”